每月一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本文核心词：
读《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一．今日欧盟
7月21日，经过近五天的漫长争论，欧盟领导人终于就一项1.82万亿欧元的财政支出计划达成协议。支出计划中，包括1.074万亿欧的欧盟预算与7500万欧的新冠复苏资金，后者包括3900亿欧的赠款与3600亿欧的贷款。这将成为欧盟成员国史上首次向资本市场大规模共同举债。
谈判过程的艰难引人注目，欧盟南北成员国意见不一，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度拍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直斥尼德兰首相吕特为“欧洲警察”。简单来看，尼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芬兰组“节俭五国”，反对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要求减少赠款比率；与此相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便支持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赠款，助力复苏经济。
为期五天艰难的欧盟峰会
实际上，欧盟成员国间财政问题分歧存在已久，以荷兰为首的新汉萨同盟、德国等国长期以来奉行财政高度自律，主张削减欧盟共同开支，而南方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则不断要求增加财政开支，尤其是意大利，已因为财政赤字率问题与欧盟爆发严重冲突。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支持财政自律与开支缩小的国家，多数为新教国家；不仅如此，欧洲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以新教国家为主。原因何在？宗教理念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不如进入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探究竟》。
二．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也即我们要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追逐利益积累，生活在资本主义精神之下，“挣钱当作目的的本身，挣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人生活的一切围绕着挣钱，围绕着资本积累进行。
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除了目的——即追逐金钱——是功利的外，人的美德与行为也披上了功利的色彩。依照道德主义观点，人坚持诚信，是因为诚信本身是正确的，但在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看来，人坚持诚信的原因是诚信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其他美德如惜时、怜悯等亦符合此理。
追逐财货作为人的本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主义的逐利具有重大区别。首先，从财富获得上说，理性资本主义要求财产的获得以理性为前提，也就是通过合法的经营劳动获得财富，而排斥传统主义中强取豪夺、坑蒙拐骗等不合法的财富获得方式，这显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诉求体现，例如封建领主通过驱逐、没收、强征等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在此遭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强烈反对。这就是理性资本主义被冠以“理性” 的原因。
同时，从财产支出上说，两者具有更大的区别。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欧洲小镇的居民每天过着轻松写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一个外乡家庭落户这个小镇，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带快了整个小镇的节奏，很快整个小镇都进入了快节奏模式。这个故事体现的正好是传统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区别：传统主义追求安适的生活，劳动以生活幸福为目的，而理性资本主义的目的唯一——金钱，劳动追求的是财富，而不是财富背后的快乐与幸福。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理性资本主义对传统主义的绝对优势。16世纪，西葡获得大量黄金后的挥霍奢侈与英荷不断的开拓积累正是传统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在国家层面的对比。
在此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资本主义精神下的财富积累观念，他们的财富积累观似乎已经超过了节俭的范畴，“最严格的地避免一切自然的享受，玻璃一切幸福论甚或是享乐主义的观点”，他们反对任何不必要的开支，将个人的幸福与利益对立起来，抑或说财富的不断增长才是真正的幸福。
繁荣的曼哈顿背后是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美国
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了新教，新教有何等伦理？新教伦理在这种精神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三．新教伦理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新教伦理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精神毫无关系，甚至与我们如上所谈的理性资本主义相对立，从新教伦理的诞生到它真正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化和阐释过程。宗教改革首先是思想运动，十年后变成了政治运动，百年后才成为一场经济运动。我们在此省略掉中间的演化过程，直接讨论新教伦理如何最终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产生。
路德玫瑰：新教路德宗的标志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观念，即劳动观和禁欲观上。
传统主义劳动观认为，劳动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产生的活动，其导致劳动积极性的降低，试想在计件获得利益（一种普遍的利益获得方式）的前提下，维持某个劳动者舒适生活的财富需求是相对固定的，而单件获得利益越高，所需要达成该财富需求的件数越低，最终导致利润越高而效率越低。传统天主教并没有将劳动与宗教信仰间建立任何实质联系，因为教会垄断信仰得救权，参加圣事活动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世俗活动无法得到宗教的承认。
新教劳动观则完全不同，而新教不同教派为新劳动观的形成做出不同贡献。首先，路德提出了“天职”理论，即劳动是人的天职，是人应该履行的宗教义务，不断提高劳动技能，首次将劳动与灵魂得救结合起来。而后，主张更加激进的加尔文宗提出了“恩典选择”学说与“命定论”，并把路德宗“天职观”发展为了“事工神圣”学说。所谓恩典选择学说，即信仰上帝的子民中有部分人受恩典，享圣福，但是何人受恩典，何人不受恩典并没有明显的表示，任何人也不知道一个人是否受恩典，上帝除外；“命定论”认为，人的命运自诞生以来就已经确定，任何圣礼、祷告或者赎罪券都无法改变恩典的选择或者个人的命运，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因行称义的主张；所谓“事工神圣”，是发展深化路德“天职观”，指出世俗劳动本身就是荣耀上帝的行为，从而使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圣礼的作用。
从以上新教伦理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恩典选择”学说的神秘主义色彩，导致了一般新教信仰的担忧与迷茫，急于寻求一种方式证明自己是受恩典者，在“命定论”宣告圣礼无效后，在“事工神圣”理论的影响下，新教劳动者们理所当然的投入劳动当中，不断通过“善工”获得宗教情感上的满足。但如果不进行劳动，就会被认为是受上帝抛弃，而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权益保障，1601年英国《济贫法》对不劳动群体的严厉显然是受到了新教劳动观的影响。这种功利主义劳动观经过资本积累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伴随着启蒙运动反封建神学的步伐，最终将功利的目标由上帝引向了金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一大重要支柱。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构建的另一大影响体现在新教的禁欲观上。天主教传统主义也有禁欲观，但天主教禁欲观只限制修道院中的教士阶级。虽然宗教经常以禁欲节俭与否评判世俗世界的国王，但不可否认天主教禁欲观无法节制世俗世界，世俗界各阶级的奢侈懒惰长期存在。
新教则不同，新教否认教会的存在，通过精神手段控制信徒，从而实现了对社会更加严密的限制，实现完全世间的禁欲，这种社会渗透程度是传统天主教不敢想象的。
加尔文：加尔文宗创建者，支持严格禁欲主义
新教禁欲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劳动禁欲与生活禁欲。劳动禁欲即以禁欲要求劳动者的劳动，“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动具体表现为：（1）要求劳动者进行劳动的标准是获利性，因为财富的积累是荣誉上帝的；（2）基于实情，劳动者应该理性的选择劳动方式，即承认兼职与分工的正当性；（3）允许职业之间的变换，在符合普遍原则的情况下选择更加有益的职业；（4）劳动是荣誉上帝的途径，即使你劳动后仍然贫穷。这些劳动要求与我们上文所阐述的劳动观有些许相似，只能说明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观念其形成一定是立体的。、
新教禁欲观更加体现在生活禁欲上，所谓生活禁欲，一言蔽之就是不断积累财富而不可花费分毫。新教坚持“命定论”，认为个人财富的增长是命运的决断与上帝恩典的体现，财富积累本身是荣誉上帝的行为，因此财富的不断增殖就是信仰虔诚的体现。新教禁欲观一度激进的主张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节省尽可能的多的开支，将所有财富全部投入到两个领域：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从而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全国性禁止娱乐活动与欧美近代禁酒令，都受到了新教禁欲观念的影响。
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精神：“挣越来越多的钱，最严格地避免一切自然的享受”，再来看看新教的伦理吧。毫无疑问，新教的禁欲伦理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有着直接关联的影响，资产阶级巧妙的将对上帝的爱逐步转移到了金钱上。同时，新教伦理的劳动观也促成了资产阶级伦理的形成，根据资产阶级伦理，人们理所当然的工作、工作、再工作，而不计个人的得失与收获，将工作当成生命的目的，着显然与无产阶级伦理差异巨大，也催生了资产阶级“工作生活一体化”“996工作制”等理念。
四．我如何看待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首先我必须承认理性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的优越性，正如我前文所言：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对传统主义具有绝对优势。在前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精神首先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一种觉醒：（1）资产阶级已经认清了宗教的面目，并通过宗教手段满足自身发展需求；（2）资产阶级已经初步把握并在不断深化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内核，并以此不断构建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同时，资本主义精神也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壮大：无产阶级逐步脱离土地进入利益更高的手工工场，后又脱离手工工场进入工厂，更加多的接受转职、分工、专业化等重要劳动概念，也在被剥削中逐渐认清了剥削阶级的本质，不断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
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主要新教国家在大航海时代后来居上，不断开拓冒险，完成了包括金本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银行、股份公司、国际贸易等经济领域创造，并引领了工业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市场化进程，不断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理性资本主义的顶峰
但是，即便是今天，在一直奉行非福利国家的美国也好，重拾新自由主义的欧洲也好，一些其他国家也好，都开始重新认识并认同资本主义精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但是拜金主义已经朴素的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了。再回到欧洲福利国家，完善的福利制度降低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已经似乎成为一种定论。这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精神，包括他的金钱崇拜，他的勤劳的边界，他的节俭与消费，以及在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之下的每个人的生活与尊严，毕竟资本主义精神总是“将他的经济行动的规范强加给个人”。
五．回到欧盟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讲到的欧盟危机，这已经不是欧盟南北关于财政问题的第一次危机了，仅在过去20年，就有南欧欧债危机、欧盟共同财政政策冲突、意大利赤字危机等；这也绝不会是欧盟最后一次财政方面的危机，或者说欧盟永远会出现这种危机。究其原因，西北欧新教国家与东南欧天主教国家，分别生活在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与传统主义社会，各自从社会思想上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并且会各自把财政自律与财政放任坚持下去。
要解决这种危机，除了一颗欧洲团结的心和睿智理性的共识妥协外，应该加以更加大幅度改善的还应在南欧，毕竟改良的理性资本主义仍然优于改良的传统主义。
如果解决南欧的传统主义问题，马克思·韦伯认为“克服传统主义慵懒作风的机会，最主要地来自宗教教育”，今天，我们想让西班牙、意大利改信新教似乎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劳动教育来增强劳动观念，也增强整个社会的劳动活力。与单纯的宗教劳动教育相比，科学劳动教育少了几分信仰的执着，但多了些许科学的指引，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加以善用一定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撇开宗教因素不谈，科学劳动教育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破解国内劳动问题的重要途经。
南欧的经济问题不会因为7500万欧而解决，即便是7.5亿欧也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是资本主义精神，而“重商主义可以扶持工业，但永远无法培育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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