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访谈录 曾彦修

曾彦修 曾彦修访谈录

《曾彦修访谈录》中，发生在曾彦修身上最让人感佩其风骨的事情有两件：一为1957年反右时把自己划为右派，一为1984年秋天写了《申辩书》，否认加诸自身的不实之词，并要求主管领导向自己和人民出版社道歉。

曾彦修说，自己右派的根据有两个：一是自己作为人民出版社领导，接受本单位黑板报记者张梁木的采访，说整风很有必要，并且拿国民党做比较。经过自己审定后，形成一两千字的谈话稿发在黑板报上。这个谈话稿在他看来是“大而化之”，讲的都是“一般公理”。但它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大家都去看，认为“老曾真敢讲”。很快，这件事在北京形成了轰动效应，文化部、中宣部的人都来看。按照学者朱正的研究，这篇文字稿得罪了人民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赵晓恩和行政处副处长王志明。7月份整风变成反右，两人都在批判会上积极发言，批判曾彦修。

曾彦修在题字

另一件事是大鸣大放期间，《人民日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曾彦修给文化部领导陈克寒提意见，认为陈克寒不讲道理，自己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不到半年，两次让自己写书面检讨，但自己没有写。曾彦修还挖苦说，陈克寒要把文化部变成“武化部”。随后，《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次“钓鱼会”的稿子，小标题却变成了《曾彦修说，文化部是“武化部”》，从根本上曲解了曾彦修的愿意——曾彦修对文化部领导之一陈克寒个人意见，变成了对整个文化部的意见。

《曾彦修访谈录》的此处记载，与朱正的研究略有出入。朱正称，大鸣大放期间，曾彦修除了在《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上发言，还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他挖苦陈克寒的话，是在文化部出版局座谈会上所说。另外，曾彦修还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了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批判特权思想。据黄秋耘说，康生对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如康生所愿，曾彦修确实成为了右派。但却是自己把自己划成右派。

1957年6月8日，整风变成了反右。很快，除了新华总社，中央级的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绝大多数都受到冲击。之前，《人民日报》的邓拓被称为“死人办报”，立刻撤职。反右开始之后，《光明日报》、《大公报》负责人都被划为右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冯雪峰被打为右派。人民出版社七八月间开会，作为单位五人小组组长，曾彦修做了检讨之后，提出把自己划为第一批右派中的一个。之后数日没有动静。八月份的一天，人民出版社的院子突然出现了几千张大字报，批评右派分子曾彦修。

宁愿自己名列其中，也拒绝亲手将史枚、戴文葆等人划为右派，即便预感自己在劫难逃，曾彦修的这种做法也令人敬佩。如果说，这一选择让他十几年受尽屈辱和折磨，那么，他在1984年撰写近三万言《申诉书》，要求主管领导向自己和人民出版社道歉，更显示了他坚持真理的勇气。

1977年7月，曾彦修从上海辞海编辑所调入北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9年8月调回人民出版社做社长。经由曾彦修出面，宣传部、编译局、出版署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 应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1980年7月21日，胡耀邦回信表示支持。经过专家讨论，拉出了一个97本的书目，1981、1982年出版了大多数。正是在1982年，又开始“清除精神污染”，曾彦修感到工作没法做，在1983年夏天提出了辞职。

1984年2月15号，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行政副处长以上的干部听到传达，主管领导对人民出版社作出批评。3月6号，包括曾彦修在内的人民出版社三个负责人再次受到主管领导批评。曾彦修感到检讨、屈服没有用，于是，他写出了近三万字的《申辩书》据理力争，指出该主管领导口不择言，对曼德尔的评价前后矛盾，对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评价陈腐不堪且漏洞百出 1989年，中国公开承认斯大林残害托洛茨基、布哈林是错误的，对事件的定性毫无道理……据此，曾彦修要求主管领导向自己和人民出版社道歉。他把申诉书打印了30份，寄给了两家上级单位。

按常理，被上级主管领导批评之后，下级一般沉痛检讨，要求处分——“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但是，1984年拒绝这样做的不仅包括曾彦修，还有其他人。80年代的这种风气，后来很少见到。而曾彦修的“以下犯上”，堪称是个人公职生涯中的华彩。